北京大學紅樓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分享 facebook 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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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的爆發迫使外長陸徵祥拒簽巴黎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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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蠶食和侵凌。羅家倫在「北京全體學界通告」（即「五四運動宣言」）中說到：「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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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山東一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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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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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與「啟蒙」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旋律。但在國難方殷、殖民主義列強壓迫日亟的逆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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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救亡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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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的反傳統主義者和不明究理的西化派未能細緻的疏理中西文化傳統的優與劣，反而以囫圇吞棗的方式，一方面否定了中華文化中值得珍攝、並進行創造轉化的歷史傳承；另一方面，卻吸收了許多西方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歧出經驗和異端學說；再加上，官僚主義的積習和黨國威權的影響，終而造成近代中國長期的政治動盪、文化漂零和經濟困頓。迄今，「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的奠基與發展，依然面臨著重重艱困的考驗！質言之，在科學發展上，由於科學主義者普遍忽略對理性主義和基礎科學的溯源式建構，而且過分偏重實用科技和現代器械的研發，反將「違背科學精神的科學主義（Scientism）」奉為信條，忽視了對科學推理進行根源性的探索和反思，結果反使科學崇拜變成了宗教信仰，並降格而為形式化的數據分析，陷入數字化、偽科學的迷障。舉例來說，由於對西醫分科制度的堅信，原先在中國傳統醫學中一個完整的、有機的的人體，卻被分解成專科體系下不同器官的組合。於是，藉助醫療儀器所提供的檢驗數據，卻取代了醫師的核心本職｜就是透過望、聞、問、切，親自了解病人身體狀況，進而探索病灶的根源。這才是真實的、整全的、溯源的科學分析。但是，在貌似科學、實則依賴機器數據的歸納分析中，一種「機器人」角色卻取代了活生生的醫師和傳統醫術累積的智慧，這並非科學精神的真實展現，而是對科學主義的執迷。同樣的，在「德先生」的發展上，面對自由民主與人權法治的建構，一種以法制主義（Legalism）為尊，重視法律條文的解釋和比對、以及對主流政治依附的權威心態，卻扭曲了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的核心價值，形成「政治正確、法律扈從」的法匠文化，而且持之經年，甚囂塵上，至今未歇！這正是過去在戒嚴時代政府藉「刑法一百條」以「意圖犯」打擊異己的荒謬。但是在民主化運動開展之後，執政者卻重蹈覆轍，透過「轉型正義條例」專法制定以對付特定政敵，導致所謂的獨立機關竟淪為「東廠」，甚至迫使機關首長辭職，以示抗議！這正是法匠文化成為人權加害者及法治破壞者的主因。換言之，由於對憲政體制與法實證主義的曲解，將法制工具化，藉以迎合民選政治人物所堅持的政治正確，進一步還施展執法者的威權，結果不但違背了自由民主的分權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權等機制，並寫下戕害民主、破壞自由的負面教材。由此看來，在五四運動百年後的今天，啟蒙仍然是一項對文明與智慧的考驗！而五四當年留下的考題，迄今也尚未真正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