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facebook 報載監察院還在調查管中閔校長過去的兼職。管校長個案有無違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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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法律專業及權責人士針對事實去討論他依法該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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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也會依各方所提理由充分性予以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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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討論。我想提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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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要營造什麼樣的大學環境。前一陣子因讀了史丹佛大學前校長漢尼斯新著「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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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留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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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對他描述史丹佛大學如何強化學術和業界交流深刻印象。他在擔任教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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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創立公司、幫助一家公司上市、在幾家科技公司擔任董事、並以天使投資人身分資助新創公司。卸任校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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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邀請擔任Google母公司Alphabet董事長。 這樣的經歷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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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能夠跨領域協調整合的人才。這樣的經歷在台灣，可能就成學商兩棲、違法兼差代表。漢尼斯認為，學術界沒有期限及市場壓力，可以提出嶄新想法在某些領域突破，較有可能創造出革命性的創新。企業界則必須在競爭壓力及有限資源情況下，做出讓市場可以接受的產品來獲利。雙方要共生，要靠彼此想法的聯繫和落實。漢尼斯擔任史丹佛大學校長長達16年，他三度進出矽谷，對學術與產業的貢獻甚巨，不只是圖靈獎得主，更有「矽谷教父」的讚譽。 圖／天下文化提供 分享 facebook 例如Google是在學術環境中被創造的，走入市場之後再不斷地做修正調整，早已超越了學術研究的範疇。因此，大學和企業之間的科技轉移及大學創投基金對於兩方的連結很重要。如何建立良性的互動模式，讓大學研究成果透過企業運用讓公眾受益，得到的金錢報酬再進一步回饋大學，幫助學生。漢尼斯觀察到，有些美國大學的官僚體系設下重重阻撓，而史丹佛則是盡可能不干預技術轉移的過程，希望讓學校成為新創公司的搖籃，追逐創業的夢想。這半個世紀以來，史丹佛從廿名之外大學，成為各項評比認為全美前五名的頂大。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的廿一位委員中，有三位來自企業界，這樣的結構被部分人士批評為企業介入校園。我上網查了一下現在史丹佛大學董事會的名單，卅一位董事中有一半以上的頭銜明顯表明他們來自企業界。企業願意參與學校的運作，對於校務的發展和學生的教育究竟是好是壞，值得深思。台灣高等教育問題，不在於和企業的關係，而是整個體制有沒有足夠彈性和願意變化的決心，來因應新世代挑戰。現在世界同時受到生態變遷和科技快速發展影響，既有的教育體制如不能大幅度改革，實在很難把學生訓練好來面對新世界。國外已經有例如Minerva大學，完全打破現有大學學習體制和空間限制，讓學生能夠有真正多元且實際的學習經驗。其他傳統大學雖然沒有如此激烈的變革，但也推出許多教學和研究的改革計畫。我們的大學還在各種官僚體系規範限制上，每年面對學費能不能調漲問題傷腦筋。國家要進步，就應該認真問對問題，然後集思廣益尋求因應之道。少花一點時間討論教授兼任獨董，究竟是在正式公文核准前或後的枝節問題，多花點時間思考教育的課程和形式如何調整來面對未來，則教育幸甚，學生幸甚。（作者為雲品國際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