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令我最感困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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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全球政治普遍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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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濟與金融市場表現卻相對強勁。當今全球主要經濟體儘管偶遇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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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復甦勢頭依然持續。雖然寬鬆貨幣政策開始逐漸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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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迄未出現動盪。在此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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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情勢卻日益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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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全球化的抗拒與兩極化對立都不斷升高。以美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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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對立已延伸到共和黨府、會內部。美國總統川普就任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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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到共和黨內部衝突益發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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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成長政策卻毫無進展，甚至連政策優先順序都不清楚。再看英國，去年6月通過脫歐公投後，首相梅伊領導的政府轉向「硬脫歐」，但今年6月國會改選的結果竟顯示，保守黨未能贏得過半席次，使脫歐談判的前途更不確定。現在歐陸及許多新興經濟體領導人都把英、美視為既不可預測、且靠不住的盟國，而亞洲在中國領頭下，已決定走自己的路，國際經濟與安全合作更難上加難。政治環境如此之糟，全球經濟卻相對強韌，實屬難能可貴。原因可能有幾點。首先，長期建立的體制，限制了政治領導人及議員對經濟的影響力，從而降低經濟與投資風險。特別是國際層面，政治人物更無法輕易對全球化型態進行立即且劇烈的扭轉，否則將重創經濟，從而損害顛覆者的政治資本。另一項更令人擔憂的可能性，則是風險上升的速度其實超過一般人的認知，包括地緣衝突升高、各國缺乏互信，及毫不尊重體制等，都可能造成重大經濟震撼或使投資條件惡化，但大家對這些潛在風險卻視而不見。我姑且稱之為「非理性樂觀」。如何因應？可從恢復社會凝聚力著手，這既有助降低民眾對政黨的死忠程度、重新聚焦於共同的價值，並能使政治領導人須更負責任地思考及執行政策。這絕非不可能的任務。法國總統馬克宏當選、梅伊的硬脫歐立場受挫，以及幾乎全世界都拒絕川普對氣候變遷及全球經濟秩序的立場，都顯示中道自在人心。同時，國家及國際體制仍須繼續抵制政治領導人的毀滅作為。投資人對這些體制的信心，可能正是當前市場所憑藉的力量。（作者史賓塞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編譯任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