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歷經40餘年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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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階段政府都會研訂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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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少能達成政策擬定最初預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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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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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因為發展目標範疇過於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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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資源未能集中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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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列子所說：「大道以多歧亡羊。」面對國際激烈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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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強烈建議：未來新政府團隊擬定國家發展政策時，必須充分了解台灣是個小型經濟體，發展條件與美國、日本、中國大不相同，經濟發展尤應標竿歐洲的瑞士、荷蘭、丹麥，逐步建立成為小型精緻國家，切忌再犯政治大頭症。瑞士的發展，定位於高端、精緻路線，戰略上與周邊強國採取互補模式，其服務業如金融、觀光旅遊均極出色，工業則策略性集中發展特定產業，與德法義長期形成分工態勢。說起瑞士工藝，大家最容易聯想起高級鐘表，除此之外，雀巢集團是世界最大食品企業之一，羅氏與諾華更同時列名世界六大藥廠，每年投入大量研發與全球行銷。瑞士的精密機械工業如ABB，全球15萬員工，製造節能與環保設備、機器人與自動化，走的是利基戰略，而非全面性發展機械產業。百餘年來，瑞士與德國共存之道，實可做為台灣與中國大陸未來競合典範。荷蘭則勇於嘗試任何可能性，結合自己與他國資源，經營具比較利益的經濟活動。1602年成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是由王室、貴族、士紳，與百姓共同投資組成，不同階層擁有不同股份。東印度公司經營手法相當特殊：他們在A國種植橡膠，到B國設立工廠，然後把成品賣給C國，賺了錢之後，繼續去D國投資棉花，運到E國紡織，再高價賣到F國。數百年來，荷蘭人熟稔於國際之間建構經濟價值鏈，並將生產要素重新組合。或許就是因為資源匱乏，需要與海爭地，荷蘭在國家與產業分離想法中，產生與眾不同的新思維，值得台灣深思。荷蘭也是世界上少數的水利工程專精國家。荷蘭人為了解決國土低於海平面問題，利用新技術將阿姆斯特丹城市向上提高。從這個案例裡我們可以得知：透過去除思想上自我限制，改變商業模式，運用科技，荷蘭將其環境劣勢轉換為國家競爭優勢。未來面對大國競爭、外交限制，台灣如果不能仿效荷蘭，進行思想翻轉，努力運用他國資源，來完成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最終將無法走出困境。丹麥人口不足600萬，處於德、瑞、荷、英之間，在土地、人口、市場等要素條件上，相對弱勢，但是丹麥有許多出色產業，如設計、綠能，其醫療器材與輔具評價世界最佳，關鍵成功要素包含人因工程、特殊材料研發，與長時間人體試驗。丹麥擁有勇於挑戰與實驗的精神，桑索（Samso Island）是一個綠色小島，島上百分之百無須使用化石能源。台灣本當如是，可從綠島或台東開始推行，將其全綠能化，建立典範；可惜台灣強調平均，縣市依比例均分資源，不允許偏重，無法產生特色創新。丹麥個人所得稅約占收入六成，若將其他稅捐累計計算，丹麥人收入的80%用於繳稅。但在丹麥，學校教育是免費的，失業補助、老年照護、醫療制度極為發達。丹麥人雖然不工作就能生活，但卻將工作視為一種社會貢獻，為國民理所當然的責任，鮮少自願放棄。丹麥BOT制度盛行，值得台灣借鏡與反思。政府把原本自己該做的工程，交由民間企業代為建設與經營，大大提高公部門資源運用績效，亦即公私合夥（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體制之推行，較之台灣近年強調社會企業，PPP或許才是真正的治國良方。但台灣社會擔心BOT之圖利弊端，過度貶抑其價值，反而產生因噎廢食的奇怪現象。小而美，一向是任何競局的致勝要素之一，台灣具備了「小」的要件，如何做到「美」，政黨論替，新政府新思維，不失為追求小而美國家政府的良機。，